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这一科学论断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的高度评价和深刻总结。
1937 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一伟大胜利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广大军民英勇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抗战的胜利。
团结，永远是中国人的底气!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让我们再度回望那段历史，共同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团结密码”!
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了团结抗战大局，是当之无愧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
图为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1931年9月18日，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发出抗战宣言，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鲜明立场 。
1935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爱国学生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许多大中城市爆发学生运动、工人罢工，上海等地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瓦窑堡会议(油画）。
面对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1935年12月17 日至25 日，党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在政治战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
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上，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他强调，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问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发动西安事变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左)、杨虎城(右)。
1936年 12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采取“兵谏”，在西安临潼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以及陪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是当时刊登在《西北文化日报》上的西安事变的消息。
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最终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日本侵略军向卢沟桥发动攻击后，驻守在宛平城的中国军队紧急赴战。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此事件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开始。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八路军的抗战海报。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在中共中央的多次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旗帜一经树立，便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功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意志和行动熔铸一体并激发了蕴藏在亿万人民之中的无穷伟力，为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力量基础。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公然抛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接连制造流血摩擦事件，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
皖南事变中被围攻的新四军
尤其是 1941 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次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严重影响了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1941年1月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词。
中共中央冷静而坚定地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原则，实行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在采取措施坚决揭露和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和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以抗日大局为重，公开宣布抗战、团结的方针不变，在军事上保持克制未予报复。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战大局为重，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确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牢牢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这种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统战工作艺术，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更守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抗战胜利的命脉。
国共合作共同抗击侵略
第二次国共合作首先是军事上的合作。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军队在军事上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
1937年秋，八路军部队日夜兼程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国民政府调动全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和武汉等战役，抵抗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在战役上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属第二、第三、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分别参加了各战区的防御作战。
平型关战斗中，一一五师某部的机枪阵地。
1937年9月，为配合第二战区防御作战，八路军第--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东北巧妙利用地形设伏，一举歼灭日军 1000 余人，击毁汽车 100 余辆，取得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八路军三个师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忻口战役，相继取得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等胜利。
战斗中的八路军。
抗战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上的水上游击队。
中国共产党精心部署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关系以游击战牵制和打击日军。敌后游击战争不仅给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以有力的支持，还迫使日军将原来用于进攻的大量兵力转用于防守占领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阻止日军的战略进攻，稳定全国战局，使抗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起了重要作用。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领域的生动体现，它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使侵略者陷入了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乃至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各族各界保家卫国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推动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中国各党派团体、社会各阶层纷纷投身到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从反蒋抗日转为拥蒋抗日。国民党内各派系间、各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间的关系进一步改善。
上海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上海抗敌后援会。蔡元培等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亡救国会，沙干里等组织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这些抗日团体在淞沪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
《义勇军进行曲》。
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
广大文艺界人士以笔为枪，以歌为号，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蕴含着民族魂魄的优秀作品，铸就了支撑民族脊梁的精神长城。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的爱国热忱被空前激发，其政治立场从摇摆不定逐步转向坚定抗战，逐渐凝聚为民族救亡的重要力量，最终汇入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洪流。
胡厥文在工厂中。
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动员上海机器工厂克服重重困难内迁四川等地，上演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工业大迁徙的历史壮剧。
左图为兴县农民银行的创始人--开明士绅刘少白;右图为承印西北农民银行钞票的洪涛印刷厂。
开明绅士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为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军需民用、巩固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邓宝珊。
邓宝珊等地方实力派既坚决抗日、捍卫民族尊严,又坚持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盛赞其“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与汉族同胞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骑兵部队。
东北抗日联军是抗战中最早的一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抗日武装汉、满、蒙古、朝鲜、回、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赫哲、白等各族人民，以“宁教自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的不屈信念，以血肉保卫东北的每一寸国土，战绩彪炳，以“中华各民族联合抗日团结军”的荣誉永载史册。
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
马本斋带领的回民支队被毛泽东同志称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转战冀中平原、渤海之滨、冀鲁豫敌后战场，经历大小战斗870 余次，歼灭日伪军 3.67 万余名，建起“敌后抗日堡垒”，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新疆各族民众在“一切为着抗战胜利”口号的号召下，开展了广泛的募捐活动。截至1938 年夏，全疆各族民众捐献了大量现金和其他财物，当时的新疆省政府以此购买了十架战斗机，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1943年新疆再次响应了全国的“一县一机”捐献运动，到1944 年，全疆捐献的财物可购买飞机 140架。
另外，还有蒙旗独立旅、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等共产党领导的各民族组成的抗日武装英勇善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英雄旗帜。
广大宗教界人士挺身而出。
圆瑛法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我国各宗教自古以来的价值追求和优良传统，已深深融入我国各宗教教义教规中。抗日战争时期，涌现出许多代表人物和事迹。如，圆瑛法师号召佛教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帮助建立抗日救护队，举办难民收容所，两下南洋筹集抗日资金;赵朴初居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抗战期间组织救助难民、宣传爱国救亡;九世班禅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认购救国公债，通电全国、发表演讲，号召团结抗日 ;茅山黎遇航道长及众道士积极支持陈毅率新四军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面对亲人被害、道观被毁，毅然脱下道袍换战装投身抗日洪流，以血肉之躯筑起抗日长城。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各种方式支援和参加祖国的抗战。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国民政府陆续向国内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及节约储蓄券等多种债券，总数达30亿元。到1942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认购总数达到11亿元国币，超过发行国债总额的 1/3。
为支援抗战，华侨纷纷“增寄家费以益外汇”，侨汇连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数额巨大的侨汇收入，不仅可以填补中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同时作为硬通货，还被用作发行纸币的基金，起到了巩固国民政府法币币值、维持战时经济的作用。
1938年，民众在建设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成为我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通道，但大型货运汽车驾驶、维修人员十分匮乏3200 余名南侨机工毅然回国，在被称为“死亡公路”的滇缅公路上，为抗战筑起一条“不沉的补给线”。
陈嘉庚。
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司徒美堂。
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等成立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1938年5月，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途中。
中国共产党还努力促进各国人民和无产阶级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纷纷奔赴反法西斯战场。白求恩等医生积极投身中国战地救护工作;斯诺等记者以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军民团结抗战的英勇事迹。此外，还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朝鲜义勇军等国际主义战士，他们选择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抗击法西斯。这些来自世界各国人民的宝贵支持，最终汇入中华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为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
站在卢沟桥的狮子旁，看晨光穿透历史的云霭，那些为统一战线奔走的足迹、那些用生命捍卫团结的故事、那些从团结中迸发的力量，早已化作民族精神的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
80年前，我们用统一战线打败了法西斯;80年后，我们要用统一战线助力民族复兴的梦想。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凝聚起来，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创造力最大限度激发出来，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壮美华章。
本文来源：统战新语，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丝路同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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